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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騎編輯按：今年全運會的山地車賽場及鐵三賽場破天荒地出現(xiàn)了業(yè)余選手的身影，讓自行車圈得以了解業(yè)余頂尖選手和國家培養(yǎng)的專業(yè)選手之間的水平差距，也給了廣大業(yè)余愛好者以極大的鼓舞。那到底為什么會有“專業(yè)運動員”這樣的群體？“舉國體制”的管理模式由何而來？一篇由盧元鎮(zhèn)發(fā)表于期刊《炎黃春秋》的文章回答了這些問題，還深刻剖析了中國體壇中“舉國體制”存在的問題。

中國計劃經濟時代遺留至今的競技體育的管理體制，有人以為是學習蘇聯(lián)模式，其實不然，這一后來被定義為“舉國體制”的管理模式，最初是不得已而形成的。

筆者曾訪問過中國奧委會前主席、北京體育學院老院長鐘師統(tǒng)先生，他說：1956年我國運動員要參加第16屆墨爾本奧運會，當時為了解決這些大學生運動員的學習補課問題，還要解決他們的特殊伙食問題，他與中宣部的幾位領導商議，將這些運動員從各大學里抽出來，形成集訓隊的模式，以應付今后的國際比賽。中國運動訓練體制就在這時形成了雛形。

當時因國際奧委會作梗，墨爾本沒有去成，但這種與計劃經濟體制十分配套的體育體制順理成章地保留了下來。1957年春，周恩來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上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國家只能集中地舉辦少數(shù)的示范性的文藝和體育事業(yè)，并且引導它們走向自給”，“過去完全由國家包下來的想法和辦法是不妥當?shù)��！?/p>

但就在周總理講話之后的不到40天，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場令人窒息的反右斗爭開始了。集訓隊非但沒有成為“自給”的示范，反倒成了“國家包下來”的楷模。1959年的第一屆全運會前后，各省市自治區(qū)照貓畫虎地辦起了體工隊。于是，比蘇聯(lián)更為集中的一種管理模式在中國體育界確立起來，這是計劃經濟獨霸天下在體育界的必然結果。

三年困難時期強化了這一體制，時任市長的彭真只給北京市兩個單位簽發(fā)了保證肉食供應的文件，一個是北京動物園的猛獸，一個是北京隊的運動員。這些保護性的措施的確使最容易受到經濟挫傷的體育事業(yè)得到了精心的關照。

在計劃經濟時代，行政力量不僅強勢介入各種經濟活動，而且也無孔不入地介入到體育活動之中，并起著主導作用。20世紀80年代前，因為中國被排除在國際體育大家庭之外，除乒乓球、舉重等少數(shù)項目有國際體育競賽活動外，其余的大多數(shù)運動項目只有國內比賽。于是就形成了一個以全運會為核心的依附于行政系列的層層銜接的訓練與競賽體制。全運會、省運會、市運會、縣運會逐級開下去，成為各級政府的招牌性活動。

由于政府的強力投入和同級層政府之間的競賽成績的相互攀比，此時體育普及與發(fā)展得很快。在那時的競技體育活動中，強調的是“國內練兵，一致對外”。這個口號過分強調了體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功能，而忽視了體育文化中必須共同遵守的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

一

在國際競賽活動中出現(xiàn)的一些違反體育精神的讓球罷賽現(xiàn)象，多出現(xiàn)在中國可以參與的國際競技活動的乒乓球隊身上，這個項目上獲取的國際榮譽最多，蟬聯(lián)、滿貫的冠軍最多，出的政治事件也最多。最精彩的莫過于“小球轉動大球”，而最不能啟齒的莫過于在世乒賽女單決賽前，韓玉珍因恐懼日本運動員深津尚子而不敢參加比賽，竟將隊友王健的球拍扔進抽水馬桶里，引來了日本警視廳，使球隊大出其丑。

為了體現(xiàn)國際主義精神，我們有意輸給兄弟國家的運動員，如朝鮮、阿爾巴尼亞。為了體現(xiàn)“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中國運動員拒絕與印度比賽，抗議印度分裂巴基斯坦的軍事入侵。為了落實“一致對外”，在排兵布陣時，就形成了一些有關讓球的潛規(guī)則，這些潛規(guī)則雖擺不到桌面上，卻是絕對不可逾越的“家規(guī)”。這條“家規(guī)”的穿幫始于何智麗的一次“抗命”。

1987年第39屆世乒賽在新德里舉行，女子單打八分之一的比賽是何智麗對陳靜，第一局二人真刀真槍實打，陳靜獲勝，但這時教練組突然要求陳靜讓球給何智麗，陳服從了。在半決賽前，何接到了教練組的讓球的要求，但何拒絕讓球并且在沒有事先知會隊友和教練組的情況下，以2∶1反敗為勝擊敗了本來準備好接受讓球的隊友焦志敏而闖入決賽，此事引起軒然大波，雖然后來何智麗奪取了冠軍，但因為犯了國家乒乓球隊的大忌，受到嚴厲的指責和處罰。

1989年何智麗宣布退役，嫁到日本，婚后從夫姓改名為小山智麗。1992年復出，由她的丈夫擔任陪練。1994年亞運會上，她先后擊敗前奧運會冠軍中國臺灣的陳靜、中國的喬紅和世界冠軍鄧亞萍，奪得乒乓球女子單打冠軍，為日本升起了國旗，因此被中國觀眾和球迷稱為漢奸、賣國賊，受到眾口一詞的斥責。小山智麗無顏見江東父老，從此沉淪。

第二年在漢城奧運會上，焦志敏在半決賽中奉命讓球給李惠芬，這是她第四次領命讓球，她極度痛苦，毅然決然退役。

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曾任國家乒乓女隊總教練的張燮林公開宣布這條讓球陋規(guī)已被廢止。

還有一個讓球的故事，至今仍是懸案。雖已過去40余年，還是公婆各有理。1965年第28屆世乒賽在南斯拉夫盧布爾雅那舉行，已經蟬聯(lián)兩屆男子單打世界冠軍的莊則棟奔圣·勃萊德杯而去，這次他如果再能蟬聯(lián)，國際乒聯(lián)將為他復制一個可以永久保存的圣·勃萊德杯。決賽在他與隊友李富榮之間進行，他以2∶1勝出，如愿捧杯。

以后一段時間里，因他在日本名古屋的出色的外交才干，為中美建交做了些微鋪墊。毛澤東表揚了他：“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1973年莊雙喜臨門，一是國際乒聯(lián)送來了復制的圣·勃萊德杯，另一是被提拔為國家體委主任，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部級官員。但好景不長，1976年“四人幫”倒臺，他受到牽連，被迫退出了政壇和體壇。這時傳出驚人消息：當年那場冠亞軍決賽結果是內定的，是李富榮有意讓球，以滿足他三連冠。

2011年北京市推出了“北京體育世紀十佳”評選活動，莊則棟高票當選。7月13日下午揭曉頒獎典禮在國家會議中心舉行。莊則棟在妻子佐佐木敦子陪同下趕來與會，此時他已經歷了多次腸癌切除手術，身體十分虛弱。筆者是這項活動的評委，他就坐在筆者身邊。當宣布他獲獎時，筆者見他十分激動地走上臺去，發(fā)表了一段不短的講話，也許是他知道自己來日無多，便解釋了關于讓球事件的來龍去脈，言對手在包括全運會在內的所有國內比賽中從未戰(zhàn)勝過他，讓球的事屬子虛烏有。2013年2月10日莊則棟在北京去世，終年73歲。

翻閱有關乒乓球隊讓球事件的資料，真是花樣百出，慘不忍睹，有時到了比賽現(xiàn)場還在爭吵，還在討價還價，一位傳記作家稱“簡直把中國乒乓球隊變成了小菜場”。上述那場球讓莊則棟當冠軍的決定確實是在會議上由賀龍元帥做出的，李富榮也確實得到了讓球的指令，而且在他1∶0勝第一局時，還和教練就以2∶0輸還是2∶1輸發(fā)生過爭執(zhí)，當然，就實力而言他能否戰(zhàn)勝莊則棟，另當別論。

二

在這一時期，競技體育中影響最大、持續(xù)時間最長的作弊行為就是運動員身份造假，較為普遍的現(xiàn)象是更改年齡。筆者曾在山西省地區(qū)級體委工作過，這一現(xiàn)象屢見不鮮，卻束手無策。一個體育苗子要進入業(yè)余體校、運動學校，家長即被叮囑回原籍給孩子修改年齡信息，少則改小兩三歲，多則改小四五歲。有一次，舉行全地區(qū)中學生運動會，發(fā)現(xiàn)有幾個縣的運動員年齡不對頭，立即派人到所在學校調查，發(fā)現(xiàn)學校的學籍冊動了手腳，

再到縣公安局查戶口底簿，發(fā)現(xiàn)也被涂改過。最后到縣糧食局查他們出生后報吃供應糧的起始時間，才露了餡。由于體育的業(yè)務活動由“條條”管理，而體育經費卻來自各級地方政府財政的“塊塊”，于是各級政府就成了金牌的投資者、收獲者，也就成了運動成績造假的庇護者。

篡改運動員年齡給中國體育帶來的后果很嚴重，在青少年業(yè)余比賽中年齡糾紛不斷，舉辦者沒有能力一一查清，以大打小的現(xiàn)象嚴重打擊了老實人的積極性，因此，全國青少年運動會只舉辦了一屆就夭折了。很多運動項目出現(xiàn)的成人運動員“早衰”現(xiàn)象，其真實原因也是運動員的實際生理年齡與虛報的年齡形成的差距造成的。

多數(shù)運動項目是將年齡改小，而個別項目是要改大的。國際體操聯(lián)合會為了保護女運動員的身心健康，不過早地去做高難動作，規(guī)定不達到16歲不得參加國際比賽。一些“聰明”的教練開始打運動員年齡的主意。這一現(xiàn)象始終是國際體操界對中國存疑的問題。在北京奧運會上就有許多國家的體操隊教練對楊云、何可欣、江鈺源等女運動員的年齡提出質疑，時任美國體操隊教練的貝拉-卡洛里明確表示，“很明顯，中國體操運動員都還是小孩兒”。國際體聯(lián)對這些運動員的出生記錄進行多方調查，但中方做到了滴水不漏。

但是，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女運動員董芳霄在1999年體操世錦賽，為中國隊拿到團體銅牌，她個人名列全能第六。她當時參賽的報名出生時間是1983年1月20日，而到2008年參加北京奧運會時報的出生年月則是1986年1月23日。沒想到的是，時隔近10年，國際體聯(lián)還一直跟蹤著這件事，使她露出了馬腳。國際體聯(lián)宣布取消了董在悉尼奧運會上取得的所有成績，并要求國際奧委會決定是否取消中國隊的獎牌。此事發(fā)生后，中國體操協(xié)會發(fā)表的聲明說，這是她的“個人行為”所致。而令人疑竇頓生的是，1999年的董芳霄僅有13歲，還是一個沒有獨立行為能力的孩子啊。